对话人：
贺文阁，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、中英联合学院党总支书记
杜若祎：中英联合学院辅导员
阳春三月，Omicron袭击沈阳，在沈高校面临严峻挑战。按照辽宁省委、省政府部署，为保障高校学生安全，从3月15日始，在沈高校实施封闭管理。封闭管理是严格严谨的，从初期的“里不出外不入”，到细化的“网格化管理”，校园中的学生和坚守岗位的教职员工，经受了重大考验。校园封闭管理期间，学生在寝室线上上课，学习生活空间缩小到宿舍楼。留在校内的辅导员数量少，核酸检测、查寝、班会、寝室会议、课外活动、就餐、心理咨询、线上教学反馈等繁重工作，给学生工作带来重压。面对特殊的学生工作态势，辅导员教师如何开展线上线下学生工作，实施有效管理，完成严格的封闭管理任务，是这段时间对辅导员工作提出的特殊考验。
4月15日至17日，贺文阁与杜若祎围绕疫情期间高校封闭管理下的学生工作，进行了系列对话，话题涉及辅导员工作职责、责任、困惑以及工作收获等。
1.职责与责任
杜若祎：我是第一批驻校辅导员，期间出校休整一周，在家期间改为线上办公。后因其他辅导员被要求居家隔离，我再次入校。这段时间有很多工作感悟，感觉一下子成熟很多。高校作为人员最密集场所之一，也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，学生工作尤为重要。我深知在疫情封闭管理期间，辅导员责任重大，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明确了辅导员的九项职责，但在具体工作中，确实存在很多困惑。这些困惑，既有职责以内的，也有职责以外的。
贺文阁：明晰职责，把职责压实，是做好辅导员工作的前提。但学生工作，又不限于“职责”规定的内容，“规定”是文件文本，学生是鲜活存在，面对学生，辅导员需要事无巨细，工作必须面面俱到，只有这样，辅导员才能完成并做好学生工作。学生工作是事无巨细的，具体工作中一定会有超出“规定”的内容，只有牢记“培养人”这个前提，才不会困惑哪些“活儿”是辅导员的，哪些不是。
杜若祎：是的，这次高校疫情防控中，为保障学生安全、保障封校期间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我们一线辅导员在做好基本职责范畴内工作的同时，还承担了很多职责以外的工作。我们知道，这些工作都是育人工作的一部分，我们努力做到让管理与关心直达每位同学。
贺文阁：相对工作职责，我更强调责任和责任心。我们常说履职尽责，履职是义务，是岗位要求，是个人对单位的工作承诺。责任是工作意识和工作态度，是想干事、能干事、真干事、干成事的前提。有了责任心，就有了做好工作的可能，就会在“疫情防控”这样重大事件中发挥“突出”作用。
杜若祎：封校以后，您一直强调“底数”，要清楚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学生“基本数”和“基本态”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也确实在基本数方面出了问题，个别学生因各种原因，或隐匿行程，或拒不报到，给学生工作带来困扰。我理解，清楚学生数，明确掌握学生最新动态，是基本要求。但疫情发生后，情况变的复杂，原来管理的对象，分成多部分，在校学习的一部分，这部分是主体；因疫情不能返校的一部分，这些是重点关注对象；还有被隔离在校园外宾馆等地方的学生，这些学生是少数，也必须密切联系；还有特殊群体，如心理问题学生、患病学生等。要清楚在校生数，也要明确不在校的学生动态，我们详细且严格地要求学生报告行程，报告具体位置。但无论如何要求，总会有学生自由主义严重，瞒报行程或位置。
贺文阁：疫情防控过程的学生工作，我始终强调6清，即底数清、位置清、状态清、责任清、任务清和流程清，这是做好疫情期间学生工作的基本要求。疫情期间学生工作要质量高，就必须人、任务、政策、流程清楚。
比如查寝，辅导员老师是否每个寝室都走到了，还是委派学生干部自查？检查过程中，是否宿舍、床位、人都一一对应？这些都是学生工作的基本功，特殊时期，马虎不得。
杜若祎：这段时间因为辅导员人数少，学生干部查寝的时候多，辅导员查寝少，一下子不可能查完所有寝室，要面对的学生太多。
贺文阁：这不是理由。可以用排查的方式进行，比如今天这栋楼，明天下一栋楼。查的目的是清，只有人数清楚了，心里才会有底，核酸检测才不会出问题。查寝仅是举例，其他工作亦如此。只要工作做的细，才能确保不出纰漏。
2.任务与流程
杜若祎：封校后，几十个部门联动协作，消息层层传达，分成两个方向：学校—学生，学生—学校。辅导员作为最后将消息通知给学生的一层，也是从学生中得到消息并向上反馈的第一层，我们是关键纽带，但承担事务性的工作过多，经常手忙脚乱，有时也会遗漏信息。
贺文阁：纽带是桥梁，桥梁必须坚固，桥梁不稳，通路必然不畅，这就需要辅导员用好笔记好录，信息量大的时候，只用脑子记是不灵的。原则性的信息，传递时不能走样，一个字都不能差。信息传递还要有温度有温情，要让学生理解并接受，还要服从。管理信息多且复杂时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，要有条理有计划，按部就班，不慌不乱。具体工作中还要有弹性，会弹钢琴，主次分明，忙而有序。这些工作，检验的是辅导员的工作思维、领悟能力、执行能力、策划能力、总结能力等。
杜若祎：刚开始确实是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会儿去查寝，一会儿开会，一会儿学生谈话，各种表格铺天盖地，收集信息，任务下发等等。一件事还没有做完，另一件事接踵而至，找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切入点。封校特殊时期，直接面对的部门又多，学生处、医务处、教务处、公安处、团委等等，很容易出现任务遗漏或者超时完成情况。后来我改进了工作方法，设计了一份每日工作记录表，纵向为日期、星期，横向为每日任务、提交时间和备注。有了这个表，我的工作思路清晰了很多，任务一目了然，效率和质量同步提升。因此我意识到，辅导员应具备数据思维，突出重点，化繁为简，确保所采集的各类数据准确、快速、精简、有效。同时，建立数据共享机制，减少重复工作，增加数据透明度。此外，我也会时时跟踪，事事反馈，及时汇报，根据新情况再进行下一阶段的处理。
贺文阁：记录表、思维导图等都是高效准确完成工作的好办法。任务清是基本要求，任务明确了，还要清楚流程。疫情封校期间，流程复杂繁琐，但很必要，目的是管理更严密。学生管理是人的管理，既有思想引导，也要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，必须按程序来，不能缺环节，不能“独断”，不能为了学生袒护学生。比如学生因心理问题需要出校，辅导员是否了解以前及现在状态、是否谈话、与家长联系，是否引导学生去心理中心或进行远程医疗会诊，突发或情况严重时，是否及时上报相关领导，是否与医务处、学生处、公安处保持联系，是否得到学校允许可以离校就医或回家等。
3.管理与服务
杜若祎：由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，自疫情以来，英方课程在线上进行。封校之前还有几位英方老师线下授课，但封校后，宿舍成了学生们唯一的学习阵地，课程全部变成线上。英方课程任务繁多且重，线下考试更是给学生们带来巨大压力。由此带来许多问题，包括线上教学时对中英时差的不满情绪，对考试的恐慌，以及寝室同学之间的矛盾。寝室同学作息不同，难免相互打扰。寝室开关门声音大、外放视频、熄灯后聊天等，都会成为寝室内、寝室间矛盾的导火索。同学们提出的要求也相比之前更加多样、频繁。
贺文阁：学生工作，既是管理，也是服务。服务要有温度，不能生冷。教学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教育产品，是产品就具有“商品”属性，提供给学生时，必须考虑商品的服务。教学计划及课程内容不可更改，具有强制性，那么线上授课时的网络质量、食堂开饭时间、作息时间等，就应该符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要求，这些服务做不好，必然形成矛盾。我们强调服务有温度，就是要全方位考虑学生的利益诉求。
杜若祎：您说的对，学生管理既要有尺度，更要有温度，刚柔并济。工作中要不断转换自己的身份，明确自己定位。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中说，辅导员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、实施者、指导者，我觉得在疫情常态化下，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更是一个调和者。调和政策实施与学生实际诉求，调节课程与作息，调节中英双方课程安排，调和矛盾，更重要的是时刻调整自己的角色，既是学生的老师，又是他们的朋友，真正做到“从学生中来，到学生中去”。
4.冲突与处理
贺文阁：管理是刚性的，要讲原则，在具体工作中，学生管理要依据规则开展，总的依据是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高校自己细化的大学生管理规定。《规定》要求学生做到的，学生必须做到，不能违规，这是原则。但管理的弹性在于，要看个体行为的性质及影响面，以及管理者的“随机应变”，比如网格化管理中的时间节点，如果不造成学生拥挤，调整时间进度比严格执行时间要求重要。再比如寝室纠纷，解决问题的重点是平息矛盾，而不是过分地论证谁对谁错。
杜若祎：解决矛盾，处理问题，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自省、学会宽容、学会与人共处、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在矛盾的解决中蜕变、成长。在处理寝室矛盾时，也有同学很执拗，有强烈的个性，甚至很自私，不考虑他人感受，把自己和他人、外界隔离开来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贺文阁：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，要客观公正。封校期间，学生生活空间变小，容易产生不良情绪甚至轻度抑郁。同学间发生摩擦，辅导员要有同理心，要设身处地，加强正面引导,不能一味批评处罚。在解决矛盾过程中，辅导员要关心、爱护学生，通过解决矛盾，指出不足，帮助成长，实现教育目的。
杜若祎：解决矛盾的过程，也是帮助学生自省的过程，让学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认识自己,调整心态,积极面对。寝室氛围很重要,每位同学都要珍惜寝室友谊，在共同成长中互相帮助，增进友谊，寻找集体归属感。
贺文阁：需要提醒的是，辅导员在处理问题学生时，要对事不对人，要从发展的角度审视学生，审视学生出现的问题，不能只用刚性的原则、规定，更不能只有批评、处理，没有肯定、期望。
5.活动与减压
杜若祎：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是重要的第二课堂。封校期间，开展必要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实验实践，既可以丰富学生在校生活，又可以很好地稳定学生情绪。
贺文阁：封校期间，组织符合规定人数的活动，是减压最好的办法，原则是考虑学业压力与活动数量、质量、时间与空间等的平衡。
杜若祎：制定学生活动方案，我们一定是考虑封校要求，考虑疫情防控要求。在组织活动过程中，我们注重活动的多样化，比如“笔尖上的校园”系列，包括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，既可以室内完成，也鼓励同学们走出寝室，放松心情。
有些活动，如读书分享会、春日剪纸活动、书法绘画大赛、跑圈比赛等，学生参与率最好的是室外跑步活动，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。后期我就增加室外活动比例，提升活动的趣味性、创意性、丰富性，在反馈中完善活动类别和质量。但是在组织活动时，也出现了一些之前没有预想过的问题，比如人员数量限制，无法顺利组织活动等。
贺文阁：组织过程中适当调整是必要的。要提醒的是，组织活动，要充分考虑活动的目的和意义，要组织对学生成长有帮助、对学习有帮助的活动，不能为活动而活动。
6.线上与线下
杜若祎：我理解，学生在哪里，学生工作的战场就在哪里。封校期间，教学楼、图书馆都处于封闭状态，“停课不停教、停课不停学”，学校的教学全部转为线上直播授课，宿舍成为学生学习“主阵地”，学生工作的很多内容也转到线上进行，包括点名、填报数据、通知、工作提示等等。
线下授课，辅导员可以每天近距离了解学生，观察学生上课状态，随时随地与学生谈心谈话。网上授课后，辅导员无法直面学生上课状态，无法及时发现学生潜在问题，新形势给辅导员工作，提出新的要求。
贺文阁：无论线下线上，我要强调的，就是学生工作的有效性。即使线下，如果工作无效，没起到应起的作用，不能有效完成学生工作赋予的职责和任务，那么工作也是失败的。线下改线上，首先提高了学生工作效率，让一些诸如会议等工作，变得更加便捷高效。但线上的工作要重视效果，没有效果，或者无效，则要检讨线上工作的方法和策略，比如是否打开摄像头看到每张面孔，是否有线上交流等等。
杜若祎：线上的优势在于高效，但劣势是学生容易“溜号”，容易“一心二用”，辅导员不易把控。线下的优势是直接，便于辅导员把控。线上因为高效，辅导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，但工作的效果，有时并不乐观。还需要结合线下实际，形成互相督促、互相帮助的机制，线下服务线上教学、为学生工作提供支持。
比如，我在查寝的时候，发现有学生躺在床上听课，惰性较大，没有好的听课习惯。而线上会议时，也有同学“在会不听会”，溜号严重。因此，在线上线下必须结合好，做到“线上入木三分，线下有的放矢”。这个阶段，我经常深入学生宿舍，检查学生的学习状态，安抚、稳定学生情绪，状态不好的学生，我会一对一谈话，同时形成“宿舍网格化”管理模式，要求寝室长、班干部、学生党员互相监督，对应监督，实现学生自我管理。我会记录学生在线上与授课老师的交流情况与线上课堂表现，并将这些表现列入学生评价指标。
贺文阁：线下转为线上，一些线下的考核指标要必然地转为线上指标，当然也有一些指标要修正，但总体上，不能丢弃线下指标，而线上又没有建立起考核指标。
线上线下的学生工作都重要，特别是对于特殊学生，要有线上工作预案，要帮助特殊学生，顺利完成学业。要借助网络，开展“网络思政”，包括结合疫情形势组织召开的线上班会、英雄事迹介绍学习会、同辈抗疫故事会等。线下还要多去学生寝室走动，观察学生在寝室学习的状态，与授课老师反馈。
7.收获与成长
杜若祎：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辅导员，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期待与热情。年龄优势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，与学生交流，几乎不存在代沟与隔阂。同学们对我也非常亲近，有的学生直接称呼我为“姐姐”。从学生角度讲，与学生之间融洽、和谐的关系，还有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向我寻求帮助的信任感与认同感，都让我很有辅导员工作的成就感。
贺文阁：年龄相仿是优势，但这种优势，一定要转化成对学生的爱和对学生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支持。在学生工作中，辅导员要把对学生的爱，体现在具体的“事”中，包括对学生的鼓励、肯定、同情、支持以及对情绪的纾解，当然也包括对学生准确的批评。这些，都要立足于学生的发展，立足于学生思想、行为的提升。
杜若祎：之前认为辅导员和学生班长的工作性质差不多,无非是发通知、记考勤，评优评先，毕业就业，只要肯投入时间就可以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,因此把辅导员定位为“大班长”的角色,并且以这个思路开展工作。
贺文阁：这又要回到辅导员职责了。辅导员要履行高等学校学生工作职责，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，要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这些在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中有明确的要求，年轻辅导员定位要准，要求要高。
杜若祎：疫情防控期间，高强度、高精度的工作加速了我的成长，也更让我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，对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划，我将努力成为优秀的辅导员，优秀的学生工作者！
